12月24日，一场名为“点亮科学梦想，启迪智慧人生”的讲座在筱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为海医的教师、学子们带来了与院士们近距离交流的机会。在幽默而又不失严谨的对话交流中，院士们将自己研究的心路历程、人生体会、医者仁心与大家一一分享，当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我们感受到了求真、严谨、真诚的医者态度。马骏院士在鼻咽癌研究上攻坚克难，废寝忘食，用一个词语形容他就是“专注”；王建安院士将杭州方案带到全世界的舞台上，他坚守着对真理的追求、实事求是，要用心去体会、去爱；黄晓军院士所带领的“北京方案”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踔厉奋发，笃行不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贯彻于黄教授的医者仁心中。虽寥寥几言，但字字铿锵，这不光是行医之路的缩影，更是对青年师生最大的教诲。现在，就请随着海医的小记者同学们一起再次回顾院士们的精彩对话，再一次感受大师的魅力吧！
他，是中国探索鼻咽癌诊治路上的引路人；
他，提出了鼻咽癌临床分期诊断国际新标准，创立了晚期鼻咽癌化疗联合放疗增效新方案，以及低风险鼻咽癌的减毒治疗新策略。
1998年至今，美国的鼻咽癌指南诊疗路径和国际抗癌联盟分期标准分别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中各有5项是基于他的研究成果。他和他的团队也实现了国际鼻咽癌的诊断和治疗，由美国方案向中国方案的跨越。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常务副院长马骏教授。
您是鼻咽癌诊疗方面的专家，大家都好奇当年您是如何选择走上鼻咽癌的研究道路的？
出于偶然，从我的家乡湖南医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放射科，我当时的科室主任潘教授是做鼻咽癌放射研究的，他将我带到了中山大学的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在那里，我开始了对鼻咽癌的感性认识。在对病例了解一定程度后，我决定去继续深造，在导师李教授的带领下我也开始进行科学研究，见证了整个中国肿瘤治疗的发展历史。当时中国医疗水平比较局限，鼻咽癌的生存率只有百分之50-60，所以我国在鼻咽癌治疗的声音是寥寥无几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1997年出现了转机，我们的老院长孙院长从国外回来后鼓励我们出国进修，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大提升，回国后我就投身到鼻咽癌的研究中去，因为此种疾病高发在广东及其周边，所以我同事们（其中有海南籍的同事）合作做出了一个300多例的前瞻性的临床实验，在国际上也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后来，我和孙颖也带领着我们的团队走到现在。
我国的鼻咽癌患者占到了全球病例的47%，而每年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治疗的鼻咽癌患者已经超过了5000例，这么大的基数和病例的数量的积累，我们也真正能感受到您从事鼻咽癌治疗的意义重大。这30年的研究生涯中，有没有让您遇到过的一些困难和坎坷？
我们从低水平研究开始的，困难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做临床实践，或者做科学研究，遇到困难其实不可怕，但主要还是不要气馁。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在科学论文的发表方面，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投文章都是不顺的，因为毕竟是一个新的团队，要在国际上发声，要打破原来的规则，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我们有很多的措施，设计出好的临床实验，抓好实验的质量，并且请国外的专家经常到我们团队来观摩，我们自己在国内也主动和同行交流，从而提升我们的学术影响力。我想通过各种办法，最终还是能够走出来的，或者是说是能够走出一步。
据了解您会在治愈病人的同时，想方设法地制定针对性的放疗计划，以降低对病人日后生活的影响。我想请您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案例，同时讲讲您和病人之间的故事。
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治疗过一个音乐老师，他得了鼻咽癌以后，他就有一个要求，不要损伤一些鼻腔口腔神经。所以能不能够在此前提下尽量把疾病治好，同时也不影响他的职业。我当时在和医生同事们一起在放射治疗计划制定过程中，特别花心思把肿瘤包好，把周围的器官保护好。这个病人也非常的幸运，治疗完成后他来复查的时候告诉我，没有明显的口干，并且他的听力和发声都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很多年以后，我想如果每一个病人都得到这样个性化针对性的诊疗，花心思做好，会有一部分的病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即量体裁衣。
这一份医者仁心在您遇到的挫折困难的时候，也让您选择了永不放弃。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在这一路的困难和坎坷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榜样？
协和的内科的张教授讲“做医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对我们医生来说深有体会，并且整个学校的教学氛围重视基础的教学，重视细节和一丝不苟，这为我打下了基础，为我后来从事临床工作和科学研究带来了很深远深刻的影响。后来我来到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李教授专业卓著，是全国的楚翘，他言传身教，工作非常细致，和蔼可亲，在整个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给我带来了影响。第三位的话还是我们的老院士，由于他回国以后，借鉴了一些国外的先进制度建设医院，并且帮我们申请到了国家肿瘤学重点实验室，有了这个平台以后，持续的培养像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下一代的肿瘤学的人才，才能够带我们到全国肿瘤医院的前列。
马骏教授牵头制定了中国-美国临床肿瘤学会鼻咽癌临床诊治国际指南，是医学领域内首个由中国学者牵头，联合美国学术组织合作制定的国际指南，实现了国际鼻咽癌的诊断和治疗，由美国方案向中国方案的跨越。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方案能够让世界认可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在国际的范围内邀请了包括加拿大、美国，还有欧洲和新加坡、东南亚，还有我国的香港台湾等，我和孙颖副院长一起来主持了指南的确定，我们也是通过一年开几十次的现场会议，无数次的讨论，最后终于高质量完成了指南，并且一次就顺利通过了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下面50多个美国专家的评审，又一次性通过指南的科学性。正是由于我们自己细致和努力的工作，包括我们学生高水平的英文写作能力，才顺利得到论证通过，那么也正是由于这个指南给我们团队也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和声誉。从此以后，这些年基本上所有国际上的会议，都会有我们团队中方的研究结果，以口头报告的形式可以呈现在各个不同的场合，这样的话就持续提高我们团队在国际上的发展和影响力。
黄金搭档：孙颖教授
合作了那么长时间，在您心中马院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从哪些方面可以体现出来呢？
我想用一个词就是专注，马院士的专注体现在他所有的心思都在自己怎么去设计临床研究执行研究，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份专注，20年来，我们课题组有非常稳定的研究方向。还记得申请第一个国家奖时的失败，评委问了很多问题，我们花了两年时间把评委的这些问题一一的都用文章有证据的回答出来。虽然这个文章不是很庞大，但是让我们的整个研究更有系统性、逻辑性和故事性，最后也获得了成功。
整个团队一直在鼻咽癌的研究道路上是披荆斩棘，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重大的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
困难是跟自己的预期有关的，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团队，所以遇到困难就调整自己。比如说当年也是马院长鼓励我，都是快40岁才拿到我第一个国自然，马院长鼓励我去拿杰青，我其实是不敢相信的，马院长鼓励我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也是这样一句话鼓励着我，坚持，勇敢地走下去。
他，是中国国内最有经验技术最全面的介入医生之一；他，耕耘近40载，专注于心的救治，为患者守护心门；他，10年心力独创“杭州方案”，造就中国瓣膜。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脏中心主任王建安院士。
在您的带领下，我们开发出中国瓣膜，独创了“杭州方案”，您能分享一下我们中国瓣膜杭州方案的故事吗？
事实上来讲，因为刚开始我做医生的时候，做的并不是心脏科医生，本来我是最早想做内分泌，但后来转到心内科实习的时候，我一看心脏起搏器除颤后一下就活过来了，所以就坚定不移搞心脏。心脏介入其实是不开刀的，大家知道心脏外科医生不是外科，是用内科的方法治疗就是介入。我们的队伍不断地庞大，以前的办法就是开胸破膛，再把心脏缝上，但75岁以上的老年人几乎耐受不了。或是很多病人虽然年龄不大，但肺或是肾脏不好也就耐受不了，但有的病人开刀就回不来了。所以我们就应用介入技术，针对不同的病例设计了出一套方案，精准的测量。我们团队先开发了适用于严重瓣膜病的创新产品，又在测量瓣膜尺寸方面，创新采用球囊扩张预测法，更精准，手术安全率和成功率提高了，减少百分之四十几的并发症，后来定名“杭州方案”。比较高兴的是在一些国际会议上都会有专门的杭州方案讨论专题会，但是我们还在不断改进不断提升，觉得创新还不够，我们现在利用随机对照研究再进一步地往前推进。
在您近40年的从医生涯里，有没有什么是想对年轻的医学生们说的？
我觉得作为年轻医生来讲，三人之行必有我师。就算是旁边的普通人也是你的人生难得的老师，社会医学永远是社会学东西，它不是一个纯自然科学，很多的社会因素会影响到你的直觉、判断和你的能力。在日后的医学路中一定要考虑到环境因素、人文因素等因素，这样才能在我们日后的诊疗过程中尽量的少出差错。
王教授再和我们讲一讲医学人文吧~
科学研究需要用功和勤奋。有了真正的喜爱，这些东西都自然而然。“医学人文”是贯穿方方面面的，医学是良心加爱心，良心是行医的底线，如果你明知是不对的还去做，那你就应该清楚自己会接受什么样的处理，爱心是无限的。就是老师们和同学们的互动也是一样的，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条件很差，既无风扇更不可能有空调，但是突然感到一股凉风吹来，原来是旁边一位老师在给我扇扇子。作为医生，我们要以“病人需要什么”为中心，要在点滴中为病人着想。
王教授确实是一位良师，那么强将手下无弱兵，您的学生一定也是您多次提到优秀的创新型人才，您认为在临床医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榜样的力量，科学真理的追求，这会潜移默化的在他们心中，我以前对教学相长这个词不太理解，这几年我特别体会教学相长。有时我与学生是互相学习，很多情况下融为一体，如学生说文献给我，我给他们提方向建议，充分地融入到教学相长的互动中时，学生升华，自己升华，这时候共创未来就会更加容易一些。
如果想做我们的王院士的学生，他们应该具有哪些素养？或者应该注重哪方面的培养？
纯真，有点胡思乱想、不拘束自己的想象力，还要有发散性的思维，还有一点是学好语言，特别是英语，因为科学研究都在这个语言平台上，所以我希望大家拥有语言的能力和读写速度。但最重要的还是前两点。
生命通途：黄晓军
他，带领团队提出了北京方案，跨越免疫天堑，构建生命通途；他，创建的半相合移植技术体系大幅提升了白血病患者的生存率。他就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军院士。
北京方案将白血病患者的生存率从2000年的20%提升到了70%，这套方案在国内的实施情况达到了95%，在国际上也达到了50%以上，可谓是真正的国际方案。您能否与我们来谈一下这套方案的难点和突破点在哪里？您又是怎么做到怎么克服的呢？
我们知道骨髓移植是治疗白血病的一种方式，但这个体系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他必须要配型，人类怎么可能是完全相符呢？这只能在兄弟姐妹之间才有这个机会。
如果你只能做全相合的工作，这个全世界就没有很多供者，因此我们就想如果半相合能做成的话，那么就可以解决供者的问题，所以北京方案指的其实就是半相合的移植。
在原来我们的技术产生之前，这种方式是不能临床应用的，因为我们讲常规骨髓移植的疗效是70%左右，就全相合的移植，但半相合的移植疗效只有20%，必须把这个改变了以后，才有可能上升到50-70%。我们北京方案就是全世界第一个把半相合移植疗效从20%提升到70%左右的这么一个方案。它的难点非常之多，因为骨髓移植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案，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病人的预处理到感染的防控，到复发的防治，它有一系列技术，实际上我们是通过几十个技术的改革系统性集成，最后是半相合完成了，这也是为什么半相合在国际上引起轰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北京方案到国际标准，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也知道您在这个过程中也曾经受到过国外同行的一些质疑，您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说从0~1或者是创新，所有的创新其实就是打破旧知识创建新知识体系的一个过程，而旧的知识实际上是大家公认的，已经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因此你任何创新一定会破坏旧的知识体系。其实我们当时做半相合的时候，并不知道外国人也做了很多年，当然我们真正做成是2000做的第一例，所以当我们在08年10年以后在国际上频繁报道跟他们想象不一样的结果的时候，他们有质疑，甚至是怀疑，我觉得非常正常。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就通过跟他们的沟通交流，并且不断的提出更强的证据，最后回应他们的质疑。大概这个过程经过至少有10来年的时间，最后他们就接受了，所以你问我当时什么心情，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互动的学习。
一位患者曾经这样说过，如果血液界有星星，那一定有黄所的一颗，您可否与我们谈一下您和患者的故事？
当时我做主治医生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得了重症肺炎，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已经到呼吸衰竭了，各种措施都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我就在想用新的方法去治疗，当然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已经形成跟大家看法不一样的意见，因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就开始违反当时的常规，简单的说就间质性肺炎会认为是病毒引起不能用激素解决，而我认为在后期可以用激素的观点。当天晚上给他用了激素，第二天病人血压改善，这个病人现在都已经好了。实际上这就改变了我们对间质肺炎的认识。这个故事想说的是医患之间必须有相互性的，所以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我很高兴能在挽救他们生命的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我更感恩我的病人，其实是他们成就了我。
我们想知道您这几十年如一日带着团队，您心系患者扎根临床，同时还要在科研和教学的工作中连轴转，这么辛苦，在这条道路上一直推动您前进的动力是什么呢？
其实人生它每个阶段都有它不同的目标，我是87年读的研究生，到了88年接触白血病病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要怎么样把他的生命给保留下来，但这个目标太大了就要分阶段的目标，所以在90、91年我接触发现很多白血病的病人需要做移植，我就很清晰地知道，我需要把半相合的问题解决，才能真正解决病人生命挽救的问题。随后到了北京方案做成以后，病人非常之多做不过来，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培养全国的医生，这样更多的病人可能就受益。大概12年全世界600多名医生在我们这里进修，我们的移植由原来全国大概一年能做几百例，现在的能做到一年接近2万例。那么到了今天，其实最近几年我想的更多的是不仅仅是培养大医院的医生，甚至我们应该多走基层，要让我们这些大病的很多病人不出省，或者尽可能就在当地去解决，这又是我的一个梦想，但是你整个来看，不管任何时候的梦想，基本上有一个就是如何挽救病人的生命，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由于有这个愿望，这种初心，中间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所有的这些困难跟挽救生命来说，我觉得都不算事。因此你要说我的动力是什么，这就是医者仁心，挽救病人的生命，解决病人希望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它就是我能够走到今天的最大的动力。
主持人
我们还请到了曾经你的一位患者，听听她想对您说些什么？
22护本5班何世娜
我真的很感谢您，知道了您将要到达我们学校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开心，我是海南医学院护本5班的何世娜同学，我去年回到了学校，然后在易班公众号上得到了您到来之后，真的非常忐忑，然后又欣喜您能来到我们海南医学院，真的非常感谢，感谢老师们今天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向您当面表达感谢。我是一名急性髓性白血病患者，然后今天回到这个学校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谢谢黄院士。
互动交流
学生提问：教授好，我是大一新生，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在访谈时给予的指导，想请教一下各位院士，我们作为本科生，未来应该如何做好科研准备工作？
黄晓军：我认为要时刻做好准备，要有主动向上、追求完美的心。要注意观察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我觉得大一阶段不需要那么具体的科研目标，锻炼好身体，有坚定的意志，我觉得你一定能成功。
学生提问：王建安院士，您说如何成为您的学生，您希望学生有发散性思维，还有一些语言上的要求。我想请问您，除了以上这些，对于学习和学术方面还有哪些要求吗？
王建安：要热爱科学，积极创新，但是更重要是要把你现有的知识怎么迂回贯通地学好。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就是经常问为什么。千万不要只记答案，一定要把“为什么”搞清楚，这样也可以为以后的科研打下良好基础。当然，我希望学生尊重科学，实事求是，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学生提问：各位院士好，非常感谢各位院士的精彩分享。我是一名博一新生，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传染病学。各位院士无论是在基础科学领域还是临床领域都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国家也十分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所以我特别想请教各位院士，作为一名学术型研究生，我在做科研的过程当中，应该如何更好地将科研和临床衔接起来，提升它的临床转化价值？
王建安：你要知道你自己的知识点和能力点在哪里，找到一些新的靶点。要利用学到的知识点用于临床上，不断地去改变诊疗方式、流程标准，甚至是前后顺序等。在这样多次的临床实践中，只要懂得科学研究方法，懂得怎么把一个临床问题变成一个临床科学问题，变成假设，去验证它，就可以带来改变。
学生提问：三位院士好，我是23级大一新生，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信三位院士的科研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一些挫折。我想请问三位老师，你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黄晓军：实际上所有人都会碰到很多挫折。人生哪有都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所以有困难不可怕，要不断矫正、调整自己。如果你认为一个目标不合适，就换掉它，如果你认为目标非常合适，那就要调整你的战术。总之，你一定要克服这些碰到的困难，才有可能取得进步。
两个小时的时间倏忽而逝，同学们与院士之间的对话意犹未尽。这两小时，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对未来的展望；这两小时，让我们更好地规划了未来的医学人生路；这两小时，更实我们实现医学梦想的源头。活动结束了，谆谆教诲并未结束，它会持久悠长地贯穿我们的医学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