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每一个跳跃的日子里。都有一个“为什么我要这样”的问题如鲠在喉。
“为什么我要加班?”“为什么我要读这所大学?”“为什么我控制不了现在的生活?”……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那样的日子里找到答案。但好在,只要你沉下来,能被人看到,自然就会有人告诉你答案。
大学毕业后,刚进电视台参加工作的我,什么事都很积极,抱着怕被开除的心态,别的记者每天做一条娱乐新闻,我会努力做三条,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偶有抱怨。有同事对我说:“你每天做得多了,别人就做得少了。你一直挂在线上,别人都没点卡了,你还不赶紧升个级?”这句话彻底给我惊呆了。
我从中文系毕业,不懂新闻,做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原则——自己感不感兴趣。
那时我做出来的自以为特有水准的新闻,除了几位年纪相当的同事表示理解之外,很多前辈都不明白我的理念是什么。制片人说:“你做出来的东西只有你自己理解,但理解和懂不是一个概念。等到你真正懂的时候,你就能做出好的娱乐新闻了。”
我就在这条“自己理解”和“真正懂”的路上跌跌撞撞着,有时候也会想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这一行。
有一天,我从外面拍摄回来。走到办公室门口,刚好听到台领导在说话。我很清楚地听到领导说:“刘同根本就做不好电视,干脆让他走人吧。”我顿时就傻了,热血上头。原来这种自我的做派早就让台领导看不下去了,我到处跟人去解释,而别人觉得看不懂就是做得不好。干吗要去解释呢?自己也蠢到家了,自信心爆棚,觉得每个人都能忍受自己,直到对方亮出刀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想法多么天真。我站在办公室门外,不敢踏进去,也许进去就真的要离开这个行业了。过了好久,我站在那儿没动,里面也安静下来了,突然,我听见制片人说:“我觉得刘同挺好的,他能够一个人在家里熬一个月,写15万字的小说,一天十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他能坚持,也有想法,他肯定会明白的。”他甚至都没有在最后加上一句“请再给他3个月的时间”,好像在他的眼里,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娱乐记者是天经地义的。
经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优点——坚持、不妥协,可以为了一件事情死扛到底。发挥真正的优势,比另辟蹊径更重要。
后来我成为北漂,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这时的工资和自己播出的新闻量挂钩。我刚从湖南台过来,做娱乐新闻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画面上加各种效果——字幕。于是,头天晚上我把娱乐新闻编辑好之后,就把包装提纲写好放在磁带上,等着第二天一早审片。
到了第二天审片时。我发现没有我的新闻,去问具体情况时,后期编辑拿着我的包装提纲对责编说:“这个人是不是新来的,他懂不懂规矩?3分钟的新闻十几个特效字幕,他以为做综艺节目呢?以后他的新闻我全都不包,爱找谁找谁!”
一个新的北漂,因为不知道如何融入新环境,也不清楚未来在哪里,迎头就被质问是不是新来的。是不是不懂规矩,然后因为“是新来的”和“不懂规矩”就把自己的前程给毁了,找不到后期编辑帮我包装。更重要的是,自己白天努力做的新闻根本不能被播出,这就没有工作量,连活都活不下去。
我试图让自己挤出笑脸对后期编辑说:“对不起,是我没有经验,我以后不会了。”我想也许他会对我挥挥手说:“下不为例。”可当我鼓起勇气看着他的时候。他都不想正眼看我。
人可以因为委屈而作践自己,但不能为了生存而放弃原则——我在心里闪过这个念头之后。转身走出后期机房,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而是回到工位上沉默。想着自己如何考上中文系。如何努力进了湖南台,如何与父母告别来到北京,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好惨。惨就哭吧,哭了确实会觉得舒服一点。
当时节目部的总监站在我旁边,看我哭了半分钟之后,她说:“好了,哭好了是吧,跟我进去。”我跟在她的后面进了后期机房,机房里除了后期编辑之外,还多了位后期主管。总监问清楚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把一本小说放在了桌子上,对后期编辑说:“以后刘同的包装提纲必须给我完成,哪怕他当天晚上给你一本小说,第二天你也要包完,要不你就别干了。”
我站在她的身后,看不清她的表情。不知道她是微笑着说的,还是严肃地说的,其实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只知道在我来北京后最无助的时刻,她站了出来,用她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给了我答案,让我知道,自己无须为工作而妥协。
时间往前回放几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青春像鸡尾酒:被一路上记得住又记不住的调酒师把弄在手中,晃动晃动,透过玻璃,最终能看得到清晰的走向。
21岁,我参加电视台的面试。主考官问我平时看不看电视,我说不看。他问为什么不看,我说学校根本没有电视。他说:“总看过一两个节目吧。”我说:“那倒是。”他让我举例子。我说:“比如《新闻联播》。”他问我:“《新闻联播》的优点是什么?”我说:“我看得不多,如果非得要说《新闻联播》的优点,那就是播出很准时,每天都是晚上7点播出。很多人拿它来对时。”后来我就通过面试了。这位老师我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想感谢他也没有机会。后来我渐渐忘记了他的长相和名字,只记得他用录取的方式告诉我:你有一个有趣的头脑,请珍惜。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他让我保持着自己的思维方式。一直到今天。
那时年纪小,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感激,只能用记日记的方式留存,希望等到多年之后的某一天,装作淡定地对对方说:“你知道吗,那时你对我真好。”说者有心,听者却早已忘记。也许对方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歌颂的事,也许这对于他们只是平常。
我们常问为什么,沉下来,看一切,我们就是答案。